第26章 燕京之行(一)

南华代表团的车队，缓缓驶出火车站。

1958年的北京城，街上跑的不是无轨电车就是二八大杠，冷不丁冒出一支车队，还挂着国旗，沿路行人都忍不住回头看看。

这事儿一大早就传遍了燕京的街头巷尾。

火车站斜对面的东华门副食代销点门口，赵大妈刚打了半斤酱油。准备回家时，眼尖发现了车队，她赶紧用胳膊肘怼了怼身边老头。

“哎哎老张，快看快看。哪来的大官啊？一水儿黑轿子，看着真气派。”

张大爷眯着眼扫了下车牌，鼻子里哼了一声，一副消息灵通的模样：“还能有谁。”

“居委会前儿就通知了，南边南华来的代表团。说白了，就是一帮资本主义资本家。”

“资本主义？南华？！啥玩意儿？”赵大妈一脸懵，她这辈子没出过四九城，天天围着灶台胡同转，哪懂这些新鲜词。

“就是有钱人说了算的地方呗！”张大爷说得有鼻子有眼：“咱们是人民当家做主。”

“他们那儿不行，有钱人掌权，干活的老百姓全受气，累死累活混不上饱饭。”

“我听居委会说，这南华以前就是国民党的旧军阀，打输了跑出去的，不是啥好人。”

赵大妈望着车队尾巴挠了挠头：“可瞅着车里人斯斯文文的，不像坏人。”

“嗨，你懂啥！”张大爷激动得拍大腿。

“坏人脸上还能写字儿？”

“以前国民党当官的，哪个出门不体体面面的，背地里哪个不是净干祸害老百姓的事。”

“你瞅你这袄，补三回了还穿。人家的衣服又是多么光鲜，那都是从咱们这儿捞走的。”

赵大妈低头摸了摸袖口的补丁，那是前阵子刚给补的，还能再穿两年。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觉得老张口里说的跟报纸上念的差不多，准没错。

车里，年轻小伙子李瑾瑜正扒着窗户往外瞅，满眼都是新鲜劲儿。

他生在南华长大，头一回来燕京，样样都觉得稀奇，压根没听见街边闲话。

他旁边坐着甘介侯，看起来在闭目养神，其实那些零碎话全听进了耳朵里。

这位前国民政府的老外交官，半辈子见惯了骂声和白眼，只淡淡说了句。

“老百姓都是听报纸说的，不用管。”

秘书陈国庆点点头，没再多言。

车队拐个弯开上东长安街。

大街笔直笔直的，一眼望不到头。

天安门城楼红墙金瓦，正中间的大画像、两边的红标语，老远就能看见。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现在正扩建呢。”

陪同的中方代表王建国笑着开口。

“等修完了，能装下十万人开会。”

“两边还要建大礼堂、博物馆，全是给老百姓用的。工人们都自愿加班，赶着国庆前完工。”

路边工地上脚手架搭得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工人穿着厚棉袄，号子喊得震天响。

围墙上红漆刷着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喇叭循环放着《社会主义好》。

干活的工人瞅见车队驶过，纷纷停下手里的活，拄着铁锹扁担往这边看。

“看见没？就是南边来的资本家。”中年挑土工撇撇嘴，跟旁边年轻小伙念叨。

“报纸上说了，他们那儿工人累死累活吃不饱，而资本家却住洋楼开汽车。”

年轻民工挠挠头：“看着不像坏人。”

“装的呗！”旁边山东来的老民工啐了口唾沫：“以前军阀在俺老家，抢得比土匪还凶。”

“现在换个名字，骨子里还是那德行。来咱这儿做生意，就是想赚咱们的血汗钱。”

正说着，远处工头扯着嗓子喊：“看啥看！干活去，耽误国庆献礼你们担着。”

众人赶紧低头忙活，只是手上动作慢了半拍，还偷偷拿眼角瞟。

车里三个美国记者不停按快门。

史蒂文斯最兴奋，胶卷都换了三卷，脸都激动红了：“这种场面，我只在纪录片里见过。”

哈林顿皱着眉没说话。

来之前他看过美国报纸，说这儿又穷又压抑，可眼前的景象似乎有所不同。

甘介侯慢慢睁开眼，望着焕然一新的天安门，眼神有点复杂。

民国二十五年他来北平的时候，这儿墙皮都掉光了，门洞长着半人高的草。

街上全是逃难的乞丐，兵荒马乱的。

才十几年，居然变了这么多。

他没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上午十点，车队进了故宫博物院。

冬天游客少，红墙盖着白雪，琉璃瓦映着太阳，太和殿广场衬得宫殿特别气派。

连平时话最多的哈林顿都闭了嘴，大家都对这座皇宫感到十分好奇。

“以前这叫紫禁城，是皇帝住的地方，老百姓靠近都不行。”王建国介绍：“现在两毛钱一张票，谁都能进，是人民的博物院。”

迎面走来一队小学生，领头的老师正是南锣鼓巷小学的阎埠贵，也是四合院里的三大爷，平日里最爱算计、最讲体面。

他背着个军绿布包，自己揣着搪瓷缸子，连瓶汽水都舍不得买，正带着学生上爱国课。

“同学们都注意了啊！”

阎埠贵背着手，拖着腔调：“这地方以前是皇上的金銮殿，平头百姓连大门都摸不着。现在我们工农子弟也能进来逛，这就是新社会。”

孩子们叽叽喳喳点头，看见代表团里的外国人，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却不敢凑近。

阎埠贵自己也偷偷瞟了两眼穿西装的人，心里嘀咕资本家穿得是挺体面，嘴上却严肃地让学生站稳立场，别瞎看热闹。

走出故宫后，就听见吆喝声：

“冰糖葫芦——刚蘸的冰糖葫芦——”

卖糖葫芦的大爷走过来，红彤彤的山楂裹着亮晶晶的糖衣，勾得孩子们直咽口水。

陈国庆走过去买了十串，分给同行的人，剩下的递给阎埠贵的学生：“给孩子们尝个鲜。”

阎埠贵连忙摆手：“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太破费了！”嘴上说着，手却没拦着孩子接。

孩子们欢天喜地接过来，咬得嘎嘣响。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糖葫芦，颠跑到史蒂文斯身边，递过去：“叔叔，你吃，甜！”

他笑着弯腰咬了一口，竖起大拇指。

甘介侯也咬了一口，酸甜味儿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他看着雪地里跑闹的孩子，心里想。

不管走哪条路，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孩子能笑得这么开心，总不算差。

正午出了神武门，斜对面就是人民饭馆。

进去后，迎面得墙上刷着大红字：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

旁边贴着张饭馆的服务公约，最显眼的一条写着：不准无故殴打顾客。

王建国笑着解释：“早年国营店的职工脾气大，吵架动手的事儿出过几回，这才专门贴了规矩。现在好多了，都讲文明了。”

墙根贴着价目表，字写得工工整整。

炸酱面一毛二和二两细粮票，窝头两分和一两粗粮票，萝卜炖肉两毛五和一两肉票。

王建国掏出个磨毛的钱包，里面有粮票、肉票、油票。他点了八碗炸酱面、四碟小凉菜，递过去票和钱。

服务员姑娘对着灯光照了照粮票的水印，撕了几张饭票递过来：“窗口自己端面啊。”

态度平平淡淡的，不热情也不怠慢。

大海碗盛着手擀面，浇上油亮的黄酱，撒着黄瓜丝、萝卜丝，香得直钻鼻子。

史蒂文斯呼噜噜连吃两大碗，额头都出汗了。哈林顿挑着面条皱眉头：“吃饭还要粮票？没有票，再有钱也买不到吗？”

“粮食都是按人头定量发的。”王建国耐心解释道：“普通大人每月二十八斤，干重体力活的多给点。都按票来，人人有份，饿不着谁。”

哈林顿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

下午去红星轧钢厂，老远就看见高高的烟囱冒着白烟，宋运辉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他是南华琅琊钢铁厂的厂长，对钢铁生产十分熟悉。

厂领导旁边跟着个中年男人，是锻工刘海中，四合院里的二大爷。他平时最爱摆官腔，特意抢了陪同的差事，想在领导面前露脸。

“欢迎各位代表参观指导！”

刘海中嗓门洪亮：“我们工人阶级觉悟高，干劲足，坚决超额完成钢铁任务。三班连轴转，也要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宋运辉礼貌地点点头，目光却被不远处操作机床的老工人吸引了。

那是易中海，厂里的八级钳工，手艺数一数二，正带着徒弟校准零件，手稳得纹丝不动。

“这位老师傅是八级工吧？”

宋运辉走过去问。

易中海直起腰，手上沾着机油，神色稳稳当当：“嗯，八级。”

宋运辉问了几个机床精度、零件寿命的问题，易中海都答得干脆，全是实打实的经验。

宋运辉忍不住夸：“老师傅手艺真好，放在南华也是拿最高工资的大工匠。”

易中海淡淡笑了笑：“都是为国家干活，啥工资不工资的。”

旁边刘海中赶紧接话：“那是！我们工人当家作主，不是为了钱干活！”

心里嘀咕着，这资本家还挺识货。

高炉边上，老工人周建国正带着徒弟清渣。班前会特意说过，要站稳立场，别乱说话。

“师傅，哪个是大资本家啊？”徒弟郑卫国趁歇口气的功夫，偷偷往那边瞟。

“哪个都不是好东西。”

周师傅手里钢钎狠狠戳了下渣子。

“南华的老板都是喝工人血长大的。好好干活，年底评上先进奖，比啥都强。”

中午在职工食堂吃饭，掌勺的正是轧钢厂厨子何雨柱，院里人都叫他傻柱。

他人虽说浑点，手艺是真地道，今天特意炖了红烧肉，香得半条走廊都能闻见。

轮到甘老打饭，傻柱见这老头穿着西装，手腕一沉，特意多舀了两大块肉。

甘介侯接过搪瓷碗，温和地道了声谢：

“辛苦了师傅。”

傻柱愣了愣，随即咧嘴一乐：“嗨，多大点事儿！不够您言语，我再给您添！”

他头回见资本家跟自己客客气气，心里那点戒备一下就松了大半。

刚打完饭，秦淮茹挤了过来，身后跟着婆婆贾张氏。

秦淮茹拿着铝饭盒陪着笑：“柱子，家里粮不够了，能不能先给我舀半勺菜？回头我还你。”

许大茂在一旁拱火：“就是！一个院的，你还能看着他们孤儿寡母挨饿？给资本家都做这么多肉，给我们多舀点怎么了？”

“你少说两句没人当哑巴！”傻柱白了他一眼，手底下却舀了满满一勺肉，又塞俩窝头。

“拿着，给孩子吃，不用还。”

秦淮茹感激得红了眼，许大茂也趁机上前打饭。今天有这么多领导在，傻柱也不敢闹事。

这一幕落在雷东宝眼里，这位南华棉纺厂老板转头跟宋运辉低声说：“日子有点紧巴。”

宋运辉点点头：“定量就那么多，孩子多的家庭确实难。各有各的活法吧。”

三个美国记者排在队伍里，对着黄、褐、红三色的饭菜票不停拍照。

哈林顿注意到一线工人粗粮票多、干部模样的人细粮票多。但干重活的工人有额外补助，低头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好奇远多过之前的偏见。

傍晚回城，一行人逛王府井百货大楼。

橱窗上贴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红字。

代表团一进门，店里瞬间安静下来，售货员、顾客都齐刷刷看过来。

“这是北京最大的国营商店，日常用的都有，价钱都是统一的，不会坑人。”王建国介绍。

甘介侯走到搪瓷柜台前：

“同志，大号暖水瓶怎么卖？”

老店员王德才面无表情：

“三块八一个，再加一张工业券。”

“买暖水瓶还要券？”李瑾瑜挺诧异。

“那可不。”王德才淡淡道。

“凡是工业品都要券。”

“暖水瓶、搪瓷缸要工业券，做衣服要布票，买糖要糖票，啥都有票。”

“自行车、缝纫机这种大件，要的券更多，有钱没票也买不走。”

不远处，一个老大妈把小孙子往身边拉了拉：“别乱跑，小心把你拐走。”

小孩吓得躲到奶奶身后，偏偏李瑾瑜看过来，笑着递了颗水果糖。

老大妈犹豫了一下，让孩子说了声谢谢。

甘介侯慢慢逛了一圈，心里有数。

回到招待所，天已经黑了。

青砖小楼朴实庄重，楼道里的白炽灯昏黄温暖，暖壶上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

服务员小周端着热水在楼道等着，昨天所长还叮嘱要警惕“糖衣炮弹”，她本以为都是凶巴巴的坏人，见了真人个个和气，正心里犯嘀咕。

“首长，给您送热水。”

“辛苦小同志，叫我先生就行。”

甘介侯笑着摆手。

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军绿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桌上摆着印“劳动光荣”的搪瓷缸，还有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大字写着全国钢铁增产的消息。

甘介侯站在窗边，望着长安街连成线的路灯和天安门的影子，掏出一张旧照片。

民国三十七年和谈时在天安门前拍的，那时候满街都是摊贩和乞丐，乱糟糟的。

才十几年，一座城就变了模样。

陈国庆敲门进来，递上第二天的行程：“明天去农村参观，后天谈贸易协定的初步框架。”

甘介侯收好照片点点头：“按行程走。我也想好好看看，这十年他们把北京建成什么样了。”

记者房间里，史蒂文斯摆弄着七卷拍满的胶卷，兴奋得睡不着：“我要写一篇真实的报道，两个走不同路的民族，太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