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改革！

每一个被灭倭军占领的县城，都会在城中心贴出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用简单明了的大白话写着：

原县长、原县保安团长、原税务局长、原警察局长，全部就地免职。

新任县长由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委派，要求廉洁勤政，接受群众监督。

华北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政府更迭。

以前不管哪路军阀打过来，换了县长之后，县衙门里的人还是原来那批人，只是把门口挂的旗子换一面，把县长办公室墙上的照片换一张。

该收税的还是收税，该贪污的还是贪污。

但灭倭军来了之后，换的不光是县长，是整套官僚机器。

县府里的老科长全部被清退，代之而来的是一批说话没有官腔、办事没有架子、从来不收好处费的年轻干部。

这些干部遇到老百姓来办事，不会先说“你去找谁谁谁批个条子”，也不会一杯茶喝半个时辰把人晾在一边不理不睬。

他们直接翻开文件，告诉你这件事归哪个窗口处理，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多长时间能办好。

老百姓来申领地契、登记户口、缴纳新税率下的田赋，都有人专门接待，不懂的还有人教你怎么填表。

北城和津城这两个大城市的管理，更是让关内的社会贤达们惊叹不已。

北城前门的商户们发现，新来的税务局干部收税，是当着他们的面拿着新税表，一条一条念出来，税率多少、税额多少、交到哪里，全部公开透明，不存在“打点打点”的空间。

税率比金陵时期降低了将近三成，但税收总量反而上去了，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偷税漏税了，收税的程序堵死了所有贪墨的空间。

津城港的关税被重新核定，所有进出口货物按统一的新税表缴税。

李二专门派了一队分身在津城港坐镇，检查每一票进出口货物的单证，对洋人一样铁面无私。

有一艘英国商船运了一船棉布进港，船主拿出金陵旧政权时期签发的免税特许状，要求按老规矩来免税放行。

验税的分身接过特许状看了一眼，当着船主的面将特许状推回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这个在灭倭军这里不管用。”

“按新税表缴税，要么卸货，要么原船退回。”

英国船主愣了半天，最后老老实实补上了所有税款。

这在金陵时期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那时洋人的特许状比政府的公章还硬气，海关不敢拦，政府不敢管，纳税全看洋人心情。

津城港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华北的商界。

商人们开始意识到，灭倭军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阀政权，这个政权敢跟洋人硬碰硬，而且有一套完全不同于旧官场的运作逻辑。

一切按规矩办，规矩面前没有例外，谁也不例外。

但这还不是土改最精彩的部分。

土改最核心的部分，是农村合作社。

李云龙站在总指挥部的作战地图前，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辽东农村合作社的年度总结报告。

报告上写着，辽东一百三十六个县的合作社经过大半年的运转，粮食产量比土改前增长了将近十倍，这个数字他反复看了多遍，每一次看都觉得满意。

另一份是刚印出来的华北农村合作社实施纲要，刚由王猛从山海关派人送到奉天，纸张还是热的，油墨的气味还没有散尽。

他拿起实施纲要，翻开第一页，第一条写的就是：

“一切权力归合作社社员大会。”

下面密密麻麻地列着合作社的章程条款。

社员自愿入社，土地入股，统一采购种子肥料，统一销售余粮，利润按股分红。

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任何社员都有权罢免不称职的管理委员。

“辽东的经验证明了一件事。”

李云龙对站在身旁的程昱说道，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轻轻点着桌上的两份文件，“单打独斗的小农经济养不活农民，天一旱就绝收，粮价一跌就破产。”

“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能修水利，能买得起大牲口，能用上新式农具，能跟粮商谈判价格，能抗风险。”

“辽东的合作社已经不只管种地了，铁岭的合作社办起了铁器社，给农民打新式犁铧。”

“鞍山的合作社跟钢铁厂挂钩，农民在农闲时去厂里做工，赚两份收入。”

“这些经验要在华北铺开来，不能再走辽东先摸索后推广的老路，要直接把辽东的模式搬过去，让华北一步到位。”

程昱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不时抬头问一些具体的执行细节。

合作社的启动资金从哪里来、辽东派多少干部过去指导、华北的土地入股怎么折算股份。

李云龙一一作了回答，条理清晰，数据随口报来，显然是已经反复考虑过了。

几天后，贾诩从山海关发来电报，报告说第一份华北农村合作社实施纲要，已经印发到各个土改工作队。

电报里夹了一份样本。

印刷粗糙，纸张发黄，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写得清清楚楚。

纲要规定，每个村的合作社成立时，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作为启动资金，用于购买种子、农具和耕牛。

合作社的利润百分之七十分给社员，百分之二十留作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百分之十上缴华北行政委员会作为农业税。

农业税的税率是固定的，只收一成五。

一成五。

这个数字在华北农村传开的时候，好多农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祖祖辈辈交的租子是六成，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有时候能占到收成的七八成。

现在合作社告诉他们粮食只收一成五，其余全是自己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除了农业支持，李云龙还下了一道命令：

将缴获自陈诚大军的粮食中拨出一部分，由北上、西路、中路及南下各军配合，在刚刚占领的华北各城市及交通要道设立施粥点。

命令强调施粥对象不限于城市贫民，也要照顾那些因战乱逃难、因封锁令断粮、因土改初期秩序未定而暂时断炊的农民。

那些施粥点前，饥饿的百姓排着长队，端着破碗捧着瓦罐，看着锅里翻滚的稠粥，很多人哭了。

热河一个老太太在粥棚前颤巍巍地说：

“陈诚的封锁令差点饿死我，是灭倭军的粥救活了我。”

这句话被随军记者记下来印在了《辽东日报》的号外上，又被华北新开办的小学拿来当识字课本的第一课。

就在合作社落地生根的同时，北城和津城的工商业，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北城和津城那些跑得快的官僚和商人，跑到金陵之后，到处跟人说灭倭军是土匪，在华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灭倭军的做法不是抢，而是大开门户做生意。

辽东工商界的那套模式，被李二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华北。

首先复制过来的是辽东商会模式。

商会是专门做工商征信和产销对接的平台。

任何商人，不管你是大户还是小贩，只要有正当的营业执照，都可以在商会登记，商会帮你找销路、找货源、找运输渠道。

商会不收回扣，不收好处费，只收极低的手续费用于维持日常运转。

手续费是明码标价张贴在商会大厅里的，所有商人一视同仁，不存在谁跟会长关系好就能少交、谁跟会长不熟就要多交的问题。

北城在前门大街，设立了华北第一个商会办事处，开张当天就挤满了人。

前门外那些经营布匹、茶叶、瓷器、药材的商号老板们，因为封锁令和战乱的原因，货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资金链快断了，已经快急疯了。

有些小商号已经撑不下去了，老板遣散了伙计，准备把铺面盘出去。

商会的工作人员登记了他们手头有什么货、需要什么原料、资金缺口有多大，第二天就通过电报网络，把信息发到了辽东和华北各县的分会。

不到三天，承德的一个粮食贸易商包下了三船布匹，用结余的粮食换布，双方在商会的撮合下签了合同，都不收中间费用。

北城的绸缎庄老板拿到合同的时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在北城做了一辈子生意，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利落的交易平台。

以前光是打点中间人的回扣就好几百大洋，还不一定能把货卖出去。

其次是减税。

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商业税率，税率比金陵时代降低了将近三成。

不但降了税率，还把各种名目的“附加费”全部取消，只保留正税一项。

以前商人要交的“治安捐”“警捐”“救火捐”“市政建设捐”，被一律废除，新政府告诉他们从此以后只交一道正税。

税率是多少贴在税务所门口，所有人都看得见，任何人都可以核算，谁也别想多拿。

这在金陵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时候商人交的捐，说是一个数，但实际上要交的可能是加倍的，因为每个经手的官吏都要截留一点。

而到了灭倭军这里，税额是死的、公开的、没得商量的，也没有任何官吏敢多收，因为多收一文钱，查出来就下课，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再次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业。

辽东的工业化经验让李云龙尝到了甜头，奉天兵工厂一年的产量，超过了关内所有兵工厂的总和，鞍山钢铁厂引进的美国设备，让辽东的铁产量翻着倍往上蹿。

铁岭铁矿的新式卷扬机让开采效率提升了数倍。

辽东靠的就是那句话，开放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快速工业化。

现在华北拿下来了，北城和津城有现成的工业底子。

津城有造船厂和纺织厂，塘沽有制碱厂，唐山有煤矿和水泥厂，北城西郊有铁路机车修理厂。

李云龙的电报从奉天发到李二手里，就一句话，但分量极重：

“借鉴辽东的工业经验，大兴华北重工业。”

李二把这句话拿给北城商会的会长看，又在北城市府临时会议室开了一次工矿业主座谈会。

矿业、铁路、纺织等各行业的代表坐在一起，讨论恢复和扩大生产的问题。

会上李二代表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宣布了三条政策：

一是所有日伪时期被侵占的民族资本企业，全部归还原主。

二是新办工矿企业三年内免征营业税。

三是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直接投资建设铁路、公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为工商业提供廉价运输和动力。

电力是重中之重。

石景山发电厂在战前装机容量很小，北城的工厂和居民用电非常紧张，一到用电高峰期就拉闸限电。

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了一笔专项拨款，扩建石景山发电厂，从辽东调来了技术人员和部分设备，目标是半年之内让北城的发电量翻一倍。

津城方面则在规划在塘沽新建一座火力发电厂，利用开滦的煤炭，就地发电、就地送电，节省运输成本。

电力和交通先行，后续的工业和商业才能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