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天地新！

几天之后，第一支土改工作队，进入了刚刚被北路军占领的承德。

领头的是分身王猛。

他们带着土地清丈工具、地契登记册和减租减息条例，进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不是贴告示，而是挨家挨户走访。

热河的农村比辽东更穷。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辈子地，但土地不是他们的，是地主的。

收成的六成要交租，剩下的四成里还要缴捐税、还旧债、买种子，一年到头忙下来，全家人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是很平常的事。

很多农民一辈子没见过地契长什么样，只知道自己每天天不亮，就去种的那块地是“东家的”，但东家是谁，他们很多时候也说不清楚。

地契上写的名字他们不识字，只知道每年秋天有个穿马褂的管账先生，带着几个打手来收租子，交不上的就牵牛拉羊抵债，牛和羊都牵走了还没还清，就拿人抵。

工作队每走访一家人就把他们的姓名、人口、耕种面积、租赋情况全部登记下来。

登记册是工作队自带的，纸张洁白，墨迹清晰，和旧县政府那些发黄的鱼鳞册完全不同。

农民们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他们的名字和土地，写成一行一行的字，有些老人摸着登记册上的字，虽然不识字，但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紧接着就是召开村民大会。

大会都是在村子里的晒谷场上开的，晒谷场是全村最大最平坦的地方。

王猛站在晒谷场中央的八仙桌上，手里举着一把刚从地主家里搜出来的地契，当着全村老小的面，一张一张地念地契上的名字和地亩数，念完之后又一张一张地把地契扔进了面前的火盆里。

农民们围着火盆站了一圈又一圈，里三层外三层，老人拄着拐杖，妇女抱着孩子，男人们把锄头靠在肩膀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火盆里那些正在烧成灰的地契。

有人开始哭，先是小声地抽泣，后来是嚎啕大哭。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从人群里挤出来，噗通一声跪在八仙桌前，对着分身磕了三个头。

额头磕在晒谷场的硬土地上砰砰砰地响，磕完之后抬起头来，满脸是泪，张着嘴却说不出话。

王猛从八仙桌上跳下来，把老农从地上扶起来，扶着他的肩膀对他说：

“老伯，你不用跪。从今天起，这块地就是你的了，谁也不能抢走。”

“灭倭军的规矩是不许百姓下跪，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谁都不比谁高一头。”

老农听不懂什么叫“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他听懂了“这块地就是你的了”。

他攥着王猛的袖子不肯松手，好半天才松开手，退回到人群里继续哭。

类似的场景在每一个村庄里重复上演着。

地契被烧掉之后，很快由工作队现场丈量土地、登记造册、发放新地契。

新地契是油印的，纸张粗糙，油墨还带着刺鼻的气味。

但上面盖着灭倭军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大红印章，印色鲜红，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写着，某个农民的名字和土地的面积，精确到了分毫。

农民们这辈子第一次拿到写着自己名字的地契，有人把地契揣在怀里，贴着胸口，晚上睡觉都不肯拿出来，半夜醒了还要伸手摸一摸胸口那块鼓鼓的纸片还在不在。

土改中最有冲击力的一幕，不是分地的场面，而是清算旧债的时候。

旧债是套在华北农民脖子上，最重的一根铁链子。

很多农民祖祖辈辈都在还债，爷爷借了三斗米，父亲还了五斗米还没还清，到了孙子这辈利滚利变成了五十斗，永远还不完。

放贷的地主手里攥着借据，有的借据纸张都发黄变脆了，是几十年前的老账。

土改工作队在村里搭起一张条桌，把地主叫来，让他当面把所有借据、账本、卖身契全部交出来。

有的地主老老实实地交了，有的地主还想藏私，把借据藏在夹墙里、埋在地底下、塞在房梁上。

但工作队带来了从辽东总结出的经验，发动群众举报。

农民们知道地主的每一张借据藏在哪儿，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借据的阴影下面活着，对借据的每一个细节都刻骨铭心。

有一户地主把借据藏在自己炕洞里，自以为万无一失，结果他家的长工，当场就站出来指着炕洞说在里头。

工作队从炕洞里掏出来一大包借据，摊在桌上数了数，足足两百多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光绪年间，最晚的是今年开春刚写下的。

这些借据横跨了几十年，涉及的债务利滚利，已经滚到了农民子子孙孙都还不完的程度。

工作队当着全村人的面，一本借据一本借据地念，念完之后，全部扔进火盆里烧掉。

那些烧掉的借据变成了灰烬被风吹散，散落在晒谷场上，落在农民的肩上和头发上。

他们看着那些灰在风里飘远，就像看着几十年的枷锁，终于从身上卸下来。

人群中有人喃喃说：

“不用还了。”

声音带着颤抖和不确定，像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旁边一个老汉接了一句：

“真的不用还了。”

说着说着蹲下去捂着脸哭了。

但是土改的阻力也不小。

热河和察哈尔的地主阶级盘根错节，有不少大地主家里养着私人武装。

热河一个叫黄家堡的大地主黄万财，听说灭倭军要来分他的地，提前把自己的三百亩田产，全部分给三个儿子，把地契改了名字。

他把三百亩地分成了六份，每份五十亩，分别过户给子侄亲戚，指望用这种化整为零的办法，规避土改政策的限制。

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他带着几十个家丁扛着土枪堵在村口，扬言“谁要动我黄家的地就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这个消息直接传到了李云龙的耳朵里。

分身汇报不需要经过县级、省级层层转呈，不存在任何官僚审议环节，当地工作队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通过意识链接把情况同步给了李云龙。

李云龙当时正在吃午饭，听完汇报之后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只回了一句话：

“派一队兵过去。”

当天傍晚，一个排的灭倭军士兵开进了黄家堡。

黄万财看到那些端着M1步枪、头戴钢盔、列队整齐走进村口的正规军时，脸上的横肉抽了两下，嘴唇开始发白。

他的家丁们看到正规军出现，其中几个人当场把土枪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跑，剩下的也被缴了械，蹲在村口的墙根下不敢动弹。

黄万财被带走之前还在喊：

“我有金陵的地契！我的地是委员长当年批的！你们这是强盗行为！”

但他的喊声在灭倭军士兵沉默的步伐中，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带队排长走到黄万财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了一句：

“你那个金陵的地契在华北不管用，现在这里是灭倭军的天下。”

说完做了个手势，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把黄万财架走了。

第二天，黄万财的三百亩地被全部没收，分给了黄家堡附近三个村子，一共一百二十户无地少地的农民。

这个事件在热河地主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很多原本还想抗拒土改的地主，听说黄万财的下场之后，第二天就主动把地契交到了土改工作队手里，态度比之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这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华北的地主乡绅们过了很久，才逐渐琢磨明白的。

他们发现，灭倭军的土改，从县到乡到村，所有关键环节的干部，统统都是辽东来的生面孔，跟华北本地人完全没有利益纠葛。

土改干部不喝酒不应酬，不收礼不吃请，跟地主没有私交，跟乡绅没有往来，对任何想要“通融通融”的人永远是一张公事公办的脸。

地主的银元塞不出去，米面送不出去，人情托不进去。

这套体系让华北的地主乡绅们，第一次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以前对付官府的那一套，行贿、托关系、找靠山，在灭倭军这里全都不管用了。

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被拉拢腐蚀的官员，而是一个没有私欲、没有贪念、不会犯错的“人”。

地主们当然不知道这些干部不是普通人，他们只知道这群人太可怕了，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要。

土改队推进到基层的同时，县城里也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