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

戴笠的后裔结果更糟。

他的弟弟云林（或春榜），一直是个多事的同胞，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嫖客和赌棍。

云林当过学徒、店员，并在江山的一个公共澡堂当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止。

1936年，戴笠把云林带到西安，并把他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

那时，戴云林经常“征用”

济良所的标致女子当他的丫头，并供他玩弄。

西安事变之后，戴云林逃到了甘肃，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造反的农民赶下了台。

他再一次倚仗兄弟的权势被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后成了军统兰州办事处主任。

那年夏天抗战爆发后，云林逃回了家乡保安，又一次靠着哥哥的影响当上了“忠义救**”

的一个少校。

虽然偶有战事，但他却轻易地活了下来，并且当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自己成了“二老板”

，而且还征用了足够的土地（500亩地）来建造“雨农农场”

，成了大地主。

戴笠自己的儿子藏宜，据许多人说不仅在习性上和书法上非常像父亲，而且也是个年轻的赌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

这也许是为什么这两人相处得非常糟糕的原因，尽管戴藏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父亲的支撑，这两人在藏宜的婚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为加强与十人团的关系，戴笠曾希望儿子与王天木的女儿结婚，藏宜拒绝后，戴将军把他软禁在南京，强迫他跟一个从杭州警察学校来的教师袁伦立学英语。

戴将军的母亲出来调解，眼泪汪汪地劝说戴笠让他的儿子回保安老家，藏宜回去后便与衢州（王村）一位年轻女子郑锡英结了婚。

他慑于父亲的脾气，不敢离开保安，便在保安开办了一所“树德小学”

，并自任校长。

中日战争的爆发略微打开了藏宜的天地。

上海的肇和中学迁出敌占区，转移到了离保安约28里的三卿口，不久藏宜便在该中学主办了一个剧团，开始成天泡在三卿口的肇和中学里，或与峡口建国职业学校的师生厮混。

至于收入，他主要依赖父亲势力得来的一系列挂名职位：江山县参议会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通总局少将专员。

戴笠的飞机在南京郊外坠毁之后，戴藏宜卷入了家中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

藏宜非常想得到那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

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此同时，一个更为体面的机会出现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送了他1万美元，在衢州前国民党机场宿舍建立一个雨农中学来纪念戴笠。

梅乐斯、胡宗南、汤恩伯、杨虎和姜绍谟等都当了校董事会成员，而戴藏宜则任校务主任。

他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又榨取了5万元。

为了纪念父亲，戴藏宜还希望在内战时期用组织**民兵的方法来使父亲的使命永恒化。

为此，他需要武器。

1946年，他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

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和几辆卡车。

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

但道路被**部队封锁住了，他几乎无法逃回保安。

等他最终回到保安后，便与他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

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

于是，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