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悲失路之人??
1993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奔波在路上。
“2月24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
我们匆匆赶路。
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
他的预感没错,涉嫌非法拘禁人大代表案的人员迅速组织反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了北京。
众多湖南要员居然与匿名信作者沆瀣一气,对我进行诬陷,公函满天飞,以地方党政组织的名义罗列罪状,足以置我于死地。
接下来便是对我的调查”
1998年,时任《新快报》记者的我鏖战在路上。
我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披露的《经理摧残卖花女局长庭长壁上观》震惊海内外,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成百上千的媒体争相转载、报道。
但涉案的公司经理兼赌场大老板、支队长、法庭庭长、公路局长,及部分背后集团迅速发起反攻:我们记者被跟踪、电话被窃听、房门半夜被打开、报社被起诉;媒体之间发生恶性竞争,有报社为犯罪嫌疑人开脱,有人指责“媒体干预司法公正”
;有特种人员秘密对记者进行监测、调查,更有人扬言“买记者人头”
、“花二千万元翻供”
、“北江公安分局每一辆警车都被盯梢”
2001年,时任《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王克勤彷徨在路上。
他采写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
》刊发于《中国经济时报》,黑市盖头被彻底揭开,一个个威胁接踵而至,4名干警入住他家进行保护,有领导却批评他:“你怎么吃着甘肃的饭,捣着甘肃的乱?”
“你发稿为什么不请示有关部门呢?你有没有组织原则?”
“你给甘肃惹了多大的乱,你知道这有多坏的政治影响吗?”
王克勤心灰意冷:“这是甘肃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2003年,时任《羊城晚报》记者的赵世龙流放在路上。
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
黑幕的他,被戒毒所所长以“诽谤罪”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
赵世龙说。
他还在西祠胡同“记者的家”
网站上发出呼救贴:“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所为”
他决定出去避难,“权当云游四方吧”
在北京公主坟一间公寓,我发现这个“算得上是一条枪”
、在韶关卖花女案件中并肩作战过的哥们变得神情萧瑟。
同年,《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放逐在路上。
她离开了报社机动部,被调职到该报新闻中心负责对外联络。
据传,此次调动是因为她6月22日见报的一篇批评报道: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前将3岁的女儿锁在家中,当天李被警方强行送往戒毒所。
李桂芳跪地哀求警察让她回家把孩子放出来交给其他亲友,她再回来投案,却遭到冷酷的拒绝。
被锁在家中的3岁的女儿被活活饿死。
文章发表后,网上有人进行绝食接力,有关部门出面制止,报社受到压力,李亚玲被调离记者岗位。
她曾在报社工作8年记者,为此“伤感至极。
在谎言大行其道,真相被遮蔽的年代,一名名调查记者为了行使新闻记者的职责,揭示事件内幕,被威胁、被起诉、被流放、被调离、被诬陷。
为民请命之人反成“国民公敌”
,连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
鲁迅的慨叹穿过悠长的历史,道尽了先行者的悲凉。
天涯羁旅,落日孤帆,谁悲失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