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仇恨的病根没有消除(1)

6时许，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魔法化为现实，人们欢呼阿拉法特的名字。

然而这只不过是田园诗般的景象而已，因为仇恨这可怕的病根尚未根除。

绿、白、红、黑，巴勒斯坦旗自下午起便在耶路撒冷升起。

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城池之一，位于沉睡的一片绿洲上。

其独特之处是建在海平面三百米以下。

公元前1230年，素有“万夫莫开”

的城墙，被约书亚的前桅支索帆队所摧毁。

今天，吉里科被历史唤醒，将是约旦河西岸第一个自治的城市。

在似乎缺少魅力的广场上，面对面的是以色列军队的哨所和巴勒斯坦的市政府。

哨所用铁栅栏保护，以色列国旗在桅杆上飘扬。

院内只有几个持枪的士兵，表面显得很平静。

对面约百米处的三层楼房二层阳台上有人忙忙碌碌。

他们在安高音喇叭，确保按时播放爱国歌曲和当地巴方人士的讲话。

而且房顶已被辟为露天电视演播室，架设摄像机，向全世界转播人民欢庆的场面。

当时在加沙，却是万人空巷，百分之九十的人参加哈马斯原教旨主义运动发起的罢工罢市。

哈马斯反对签署华盛顿协议，认为这是投降。

清真寺尖塔传出古兰经的念诵声。

空无行人的街头，只有安有铁栅栏的以军巡逻队吉普车驶行。

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城区，在科洛尼美国宾馆，内帕沙厅正在筹备活动。

这座本世纪初东方宫殿式阁楼、庭院与花园具有浪漫气息。

三百多位巴以人士数小时后要在此聚会。

他们应邀前来观看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的大屏幕实况转播。

西耶路撒冷和海边的特拉维夫及以色列的其他城市一样也等待着。

希望与不安交织在一起。

当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阿布·马赞以及三千来宾在华盛顿梳妆打扮、擦脂抹粉准备出席活动，这里却有几家人在服丧，为死者念经哀悼。

原来是埋葬头一天在加沙被极端分子杀害的三个以色列士兵。

送葬情景令人悲伤，但愿这是和平前夜看到的最后受害者。

华盛顿上午11时，耶路撒冷下午5时，所有电视机都打开了。

6时许，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魔法化为现实。

和平在握，人们放声高唱，翩翩起舞，相互拥抱。

在加沙，罢工不再继续，清真寺尖塔的念经停止，代之以民族主义歌曲，满城汽车喇叭齐鸣。

人们欢呼阿拉法特的名字。

欢欣鼓舞的一天，同样的日子将接踵而来。

全世界许诺向以巴新伙伴提供美妙的礼物。

众多大项目从抽屉里拿出，要把该地区变成牛奶和蜂蜜之湖。

各种报刊杂志都竞相涌来，畅饮约旦河水……这不过是田园诗般的景象而已，因为仇恨这可怕的病根尚未根除。

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不肯轻易放弃他们的猎物。

奥斯陆和华盛顿号声之后，现在要解决剩余的难点。

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将再次会晤，他们的顾问将继续工作，以扫平分歧。

在华盛顿，阿拉法特要迎接一个真正的挑战，即博得克林顿总统和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的信任，赢得美国国务院和人民的信任。

多少年来，他身着军装，头戴方巾，他的过去以及从事未被理解的事业，无不在美国激起某种好奇心。

迈向华盛顿的路，世界头号强国之殿堂，曾设下许多陷阱；他排除多少障碍，终于让美国统治阶级倾听他的声音。

而在此之前，阿拉法特曾感到，前总统詹姆斯·卡特是很久以来表明相信和平与和解这一意愿的人物。

历史的和移民的诸多原因，促使美国一直支持建国以来的以色列，即使这种支持一再难以站得住。

而阿拉法特不遗余力地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活动，为巴勒斯坦事业增光添彩。

欢庆喧闹之后，很快回到现实中来。

要给予轮廓未定之下的这种自治一个实体、一个灵魂，任务将是艰巨的。

在华盛顿回答所有人问他返回巴勒斯坦的日期时，阿拉法特都曾谨慎地说：“很快吧，那将是我毕生最美好的一天”

他想首先观察清楚，要判断实际上所取得的初步进展。

他凯旋般回到突尼斯城。

突尼斯人以国家元首正式访问的仪式欢迎他，有仪仗队和外交使团成员等。

从面部表情看，由于我陪同赴美被取消，他的私生活如此受到干预，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作为回应，他决定以后凡有出访均带我同行。

因而，首次一起出访，就是两天后前往中国。

他的所谓贝督因式的游牧性情，又占了上风。

他们为何胆敢干涉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又为何对他妻子的事情感兴趣？出于害羞，他甚至不叫妻子钉一个扣子，宁肯自己动手去钉。

在此期间，以色列开始撤出加沙和吉里科。

先撤走官员、行政机构、警察和军队。

撤走加快。

一批巴勒斯坦人离开突尼斯返回加沙和吉里科任职，有的回到儿时背弃的地区。

他们单独先回去，家眷暂留在突尼斯。

还有在贝鲁特、开罗、安曼、也门等出生的孩子们，都在谈论这个巴勒斯坦的前途。

对这块神秘的国土，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像圣经时代游牧部落大队人马那样跟随着父母行进，领路的首领是亚西尔·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号召他们必须返回家园，目标已部分达到。

对最年幼者，离别突尼斯，显得相当困难，只好同意他们暂缓至学年结束再走。

近几个月，我相继走访了就要出发的一些家庭。

每次我都目睹同一场面，手提箱，用绳子捆的纸箱，也看到邻里们竞相前去购买不能运送的家具和炊具。

这是令人激动不已而又心碎的时刻。

我看到一位老人从磨坏的旧手提箱中取出一两个塑料袋，如获至宝，放在饭桌上解开，拿出变黄的相册、几本护照和英国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身份证等。

他长时间地仔细回忆当年，对每张照片加以介绍：祖辈、家院、花园和剪报、银行票据，以及行政文件。

任何巴勒斯坦人，无论在纽约、巴黎、突尼斯，或在难民营，终有一天都会拿出秘密收藏物，作为他们不愿而是要使之继续下去的割断昔日生存的证明。

这老人有时朝向我——阿拉法特妻子，尤其应当知道这一切。

他问我说：“你认为这次如何处理这些证件：由我亲自带回国呢，或是留给尚在这里的妻儿们？”

该回答什么呢？“在我家中，这批旧文件一直由母亲保管”

听罢答复，他对我说：“你说得对，这很明智，证件放在她们身边更安全，他们晚些时候再来与我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