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2)
莫里斯·I.德·帕斯（MorrisI.DePass）上校被任命为包瑞德的继任者。
**人认为德·帕斯与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关系密切。
他们希望他离开，于是1945年2月，德·帕斯被任命到中国南部的一个基地。
威尔伯·J.彼得金（WilburJ.Peterkin）少校（他后来升为中校）于3月4日接任。
彼得金来自美国中西部，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
他执教过新闻学、数学和高中乐队。
他作为预备役军官，于1941年被召入伍。
他在佐治亚州的贝宁堡（FortBenning,Georgia）执教。
1943年9月，他被派到中国靠近桂林的一个地方，向中国的年轻军官传授战术，并教他们如何使用美国装备。
彼得金通过三个翻译传授这些，因为没有一种中国方言能被中国所有的南方人听懂。
当日军攻陷桂林后，他为自己在重庆的军事情报局（G-2）中找了一份工作，参与G-2计划和训练。
当时包瑞德正在重庆组建延安观察组，他见到彼得金并请他担任"
迪克西使团"
的执行官。
彼得金在使团工作到1945年7月，之后他回到美国并退役。
彼得金的继任者是伊万·D.伊顿（IvanD.Yeaton）上校，一位资深军官。
伊顿上校在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作为美国武官在莫斯科工作。
当哈利·霍普金斯到莫斯科时，伊顿预言斯大林只能坚持90天。
他于是建议美国不要全力对苏联进行援助。
伊顿的错误预言导致他被召回华盛顿，在五角大楼任职，直到中缅印战区分裂，阿尔伯特·C.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接替史迪威成为中国战区指挥官。
魏德迈要求将伊顿调到他的总部，作为**专家。
伊顿6月份来到重庆，于7月接任"
迪克西使团"
团长，一直到次年4月被派往上海。
他的执行官是美籍华人杨照辉（CliffordF.Young）上尉（后来升为少校），在他之后继任团长。
与坚定的**产主义的伊顿不同，杨上尉站在爱国立场上，对**人采取了客观态度，与其轻松相处。
杨照辉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任使团执行官，1946年4月至11月任使团团长。
他离开后，詹姆斯·巴特勒（JamesButler）继任。
巴特勒的继任者约翰·塞尔斯（JohnSells）上校最终结束了使团使命"
迪克西使团"
在其存在时期内，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
其职责和成员随时间改变而改变，尤其是在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指挥官后。
一开始，使团奉命寻求与中国**人更进一步合作的途径。
后来当与**合作缺乏政治利益时，这一目标就让位于对**的情报收集了。
作为职责之一，使团收集天气信息，帮助援救坠落的美国飞机，并尽其所能地在前线的突破点上收集关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得失的情报。
使团成员还不时在**军队的护送下，行进于日军封锁线后方，撰写关于军事和社会形势及医疗条件的报告。
他们也分析**面对国民党时微妙的政治地位。
尽管战略情报局经常无法确定其适当的目标，它还是积极地影响着"
迪克西使团。
当国共之间内战升温时，"
迪克西使团"
帮助从国民党控制区运送**人到延安。
使团也处理了陈纳德的情报官约翰·伯奇(JohnBirch)被杀后的余波。
伯奇死后成为美国极右翼政治思想家的偶像。
使团最终将从**处获取的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
到1947年2月，派至延安对国共进行调解的人员，及对使团成员的行为进行报道的个人，与"
迪克西使团"
打成一片。
我们从包瑞德那里得知，他们不时表现得像礼貌的客人。
有人给包瑞德捎带了一瓶威士忌，但这位造访者在指挥官还来不及品尝里面的东西时就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这个飞行员抱歉地说下次飞行时他会再带一瓶来。
包瑞德就像没听见似的尖刻地说："
如果我有一支枪，我就毙了这个狗娘养的"
迪克西使团"
的住处在1944年至1946年成了很多新闻记者和造访延安的人的客栈。
一些观察家来到延安，探寻毛的追随者们和国民党之间有无建立和睦关系的可能性。
这类来访者中的特别人物包括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J.Hurley），他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以及之后的美国驻华大使，都没能成功地使两方和解。
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在1946年为实现同一目标进行了毫无成果的努力。
书写使团的历史时，人们首先会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与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访问，其次是马歇尔使命（MarshallMission）的失败联系起来。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很多对延安有亲身经历的观察家建议与中国**建立更近的联系，包括信息和物资的共享。
这些人被传唤至国会，被指控对**太软弱。
这一事件标志着"
迪克西使命"
的终结"
迪克西使团"
从成立之初就备受争议，在它解散后的许多年里仍然是被讨论的对象。
人们对"
迪克西使团"
的效率进行研究，但忽视了不同政治和军事特征对使团的日常行动及其与**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不同领导人及其下属的不同个性塑造了使团的特征及其与**的关系，正如华盛顿对重庆政权采取的逐步强硬的政策一样。
领导人及其下属以不同方式回忆经历的事件。
他们对使团对于抗战或日本投降后不确定的和平所具有的潜在或实质的重要影响，都持有不同观点。
如果我们想完全理解"
迪克西使团"
作为二战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的重要意义所在，他们的回忆和观察都是至关重要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