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闺大案》(8)

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通利药——大黄，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外廷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异谋。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是预先策划的阴谋。《明史·崔文升传》说：“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杨涟传》说：“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

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一起“照管”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李有异谋，向朝中大臣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皇上驾崩，郑、李控制皇长子(朱由校)，实现垂帘听政阴谋。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臣们倡议：郑贵妃应当离开乾清宫。

杨涟还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

郑贵妃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离开乾清宫，搬往她自己的住所慈宁宫。

八月二十二日，锦衣卫官员传旨：宣兵科给事中杨涟及阁部科道官入宫觐见皇上。听到这一宣召，大臣们以为皇上针对杨涟的上疏，不免为他担心，恐怕遭到廷杖。尚书周嘉谟、孙如游向内阁首辅方从哲游说，希望他能够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老资格的方从哲表示愿意为杨涟求情，前提是杨涟必须先认错，他说：“宫中事原不好说，何况如今皇上圣体违和，恐怕怒不可测，须杨公认一错。”周、孙二人把此话传给杨涟，耿直的杨涟却拒绝认错，说：“我不要做乱臣贼子，不错!”周嘉谟说：“方老先生是好意。”杨涟说：“岂不知是好意，是为我惜死。伤寒五日不愈则死，死有何可怕!只是‘错’字说不得。”

各位大臣进入乾清宫后，见到皇上虽然面有病容，却和颜悦色，丝毫没有动怒之意。

君臣之间谈了一些公事，然后大臣们把话题转向皇上的病情，希望皇上。“慎医药”。”

朱常洛回答：“已有十余日不进药了。”表示他本人是非常“滇医药”的，大臣可以放心。周嘉谟抓住机会进言：“医药还是第二义，第一义是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药而愈。”这是在告诫皇上不要过于好色。

朱常洛久久望着大臣们，然后说：“宫中没有什么事。”那意思是说，宫中的情况没有外廷想象的那么复杂，随后把目光转移到他的皇长子身上，说：“哥儿，你说一说。”因为外廷关注皇长子的处境，他让皇长子现身说法，解除大臣们的顾虑。皇长子朱由校说；“宫中无别事，先生每传一传，莫听外边闲说。”儿子与父亲的立场完全一致，希望大臣们不要听信外面的流言蜚语。

今日的御前会议，君臣会晤，气氛相当和谐，似乎显示宫中一切风平浪静。只不过这仅是一个假象。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他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接着对身旁的皇长子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向大臣们问起“寿宫”之事，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到的“寿宫”是指先帝(明神宗)的安葬事宜，便回答：皇考的陵寝工程正在进行。他马上纠正道：“是朕寿宫。”方从哲等人马上劝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他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神情黯然。大臣们听得伤心，纷纷哽咽起来，不敢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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