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雪上加霜 天灾人祸接踵至(1)
李嘉诚一家投靠舅父庄静庵，一年之后，香港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
祸不单行，父亲劳累贫困成疾，于两年后郁郁谢世。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李嘉诚瘦弱的双肩上，他不得不中止学业，独立谋生。
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
今日有关香港钟表业的著作，莫不提及庄氏家族的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
他先在广州的银号当学徒，渐渐晋升为经理。
后独立开业经营批发生意。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闯天下。
那时香港还没有钟表工业，钟表皆是瑞士等国的西洋产品，经销商大都是洋商。
庄静庵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产品做起。
他在上环开办了一间山寨式工厂，生产布质、皮质表带，交给港九的钟表商代销。
庄记表带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还销往中国内地。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兼营钟表贸易。
购入瑞士钟表，销往东南亚各国。
50年代，庄静庵正式介入钟表工业，渐成为香港最大的钟表制售商。
庄碧琴带领全家投靠庄静庵，一家人风尘仆仆，面黄肌瘦，衣衫脏旧。
庄碧琴要李嘉诚和弟妹叫舅父。
舅父做梦也不曾料到，眼前这个额头高高，瘦骨伶仃的少年，日后会做出比他更惊天动地的业绩。
李嘉诚一家寄住在舅父家。
庄静庵已被香港的潮人视为成功人士。
潮人在香港，大多经营米铺、酱园、餐馆、土杂山货铺，庄静庵并不满足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仍是小康。
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
庄静庵未表露出丝毫不快，腾出房间让李家住下，设家宴为姐夫姐姐接风洗尘。
庄静庵问了老家的近况，然后介绍香港的现状。
他劝姐夫不要着急，安心休息，逛逛香港的街市，再慢慢找工作。
“香港时时处处有发财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
潮州人最吃得苦，做生意个个是叻仔。
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不曾料及的。
也许，庄静庵认为李云经辈分比他高，不便指使管理。
庄静庵在商言商，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他明白这是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那么容易接受。
庄碧琴欲去质问弟弟，被李云经制止。
他不想给内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内弟，已是万不得已。
李云经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四处碰壁。
他心中泛出一股失落感，在家乡，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
他的渊博学识，使众多的财主富商黯然失色。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切都颠倒过来，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准。
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更没有人夸奖儿子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
不惑之年的李云经，陷入深深的困惑。
庄静庵异常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
他初时，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
渐渐，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不见他的人影。
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亦是如此，他无暇也无闲情逸致，与家人安安静静相聚一堂，或外出睇戏郊游。
生意冲淡了家族气氛及人际关系。
李嘉诚 稍大后，庄静庵深有感触地说：“香港商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个一贫如洗”
除舅父这门至亲，父母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
他们来看望李家一两次，便杳无音信。
潮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而著称，故能发达。
其实，“帮衬”
（帮忙）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
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诚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少年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
舅父不像他先父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大谈伦理道德，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是个不喜清谈的搏命猛人。
父亲李云经虽对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他明白，要想在香港生存，非得融入这个社会不可。
他不再向儿子谈古数典。
李云经找到了工作，在一间潮商开的公司做小职员。
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香港商会号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购置飞机武器支援中**队。
李云经捐出宝贵的数仙港币，而那些富商们，动辄捐出数千上万港元。
喊了半辈子教育救国的李云经，对友人感叹道：“实业亦可救国”
同是接受传统文化，潮汕沦陷，李氏家族的同辈人，惟李云经举家逃往香港。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人生之路彷徨的李云经，无时不向往外面的纷纭世界？可以这样说，没有李云经的举家迁徙，就没有今日的李嘉诚。